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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

    2018年11月14日 11:27 张卫良 点击:[]

    :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而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知识系统与生活系统脱节、实际效果不佳、传统文化要素缺乏的状况,要求其尽快实现对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既是土壤和养分,又是方法与途径、思想品德教育只有回归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来,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达到知行统一,才能弥合政治取向与德性取向的脱节而提高实效性,才能激化传统文化教育要素与现实教育内容的结合而造就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品德; 文化回归

    土反其宅,水归其流。回归就是复位,就是由游离飘忽到尘埃落定,呈现出其事物应有的本来面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就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在传统文化框架中的复位,也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应有面貌的呈现,亦即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支撑和丰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从而达到塑文化之魂、造文化之品、建文化之行、树文化之人的目的。回归不意味着否定,也不意味着放弃,已有的仍然在回归的行囊中,是成果依然可以分享。但是回归是不可迷失的路径,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所获得的是无穷的养分和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回归具有医治痼疾、提高实效的根本性意义。

    一、文化回归是对现行大学思想

    品德教育的勘正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是多年来人们共同探索的结果,从设计到实施、从内容到形式初步构成了一个集中统一、重点突出、目标明确的整体,在现实操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以实效性、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尺度来衡量,这个体系还有很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尽人皆知,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

    一是知识系统,或者叫主渠道$主阵地,即我们常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系统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几部分。统揽其发展脉络,这个系统正在由碎片化向整体化改进,越来越具有知识完备、结构严密、说理充分的特征,特别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对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对于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均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无疑,这个系统有利于学生从理性层面认识和理解其所阐述和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它所遵循的是自身的知识逻辑,强调的是知识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对于学习主体的关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学习者究竟是谁,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他们最关心和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正面临着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对其有何影响,等等,这一切,如果得不到相应的重视和解答,这个系统就会变成一个无血无肉的冷漠系

    统,学习者也会以其与自己无关而漠然视之,更有甚者会将其当作空洞说教而形成逆反心理。在课堂上,我们经常看到的到课率、抬头率和入脑入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自身缺陷的一种现实反映。

    另一个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生活系统或者叫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学工部门和学生辅导员与学生所形成的某种结构关系来运作的。该系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很多载体、有很多平台和活动,从经常性的工作到重、特、大项目,常会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从思想品德教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缺陷: 其一,不论是其历史发展过程还是现实活动内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与思想整治教育衔接不当的脱节现象以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问题。其二,也是最关键的,这个系统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有某种实际需要和问题针

    对性,而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目标上没有自觉而系统的安排。

    以上两个系统一个关注了知识的传输而忽视了学习主体的需要,一个关注了主体的需要却很少顾及理论对生活等实际过程的渗透,因而造成了两种教育资源和力量的相互脱节。在目标、内容、方法甚至人员队伍都没有达到统一和合理配置的情况下,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必然表现出知行分割的问题。如何弥合这一分割趋向,使大学思想品德教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在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上形成一个由虚到实、由理论到实践、由知识传输到实际行动的往复循环的完整链条,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勘正系统。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勘正,主要体现为:

    首先,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特征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既非形而上的,也非形而下的,它是理论与实践在主体身上统一的做人做事的文化,亦即知行统一的文化#强调知与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1;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 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2等都是传统文化在人与事。理与实的关系问题上所阐明的知行统一,而且对于传统文化的正脉来说,礼义廉耻、忠信诚勇等,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知行系统,都有意义的阐述、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与安排、实际行为的佐证。如 “孝”在传统文化中既有《孝经》之孝,也有《二十四孝图》之孝,虽有糟粕,但作为一个伦理教育的体系是完备的,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较好地解决了两张皮的问题。在思想品德教育中如果能够融入和把握这样一种融通性、整体性思维和理念,再加之以顶层设计,并在内容的建构和资源的配置上体现出来,则思想品德教育就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效益也将大大提高。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是立身立人的文化,其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完全切合的。通过传统文化统合某一部分思想品德教育内容,或者让思想品德教育内容在传统文化的意蕴中获得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如把爱国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廉洁教育与传统文化所取得辉煌成果联系起来,使教育内容文化化、具体化、故事化,对于同一文化的“潜意识”4群体和具有相同认知“格式塔”4的人来说,往往能够提升认同和内化效度。相反,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些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或者只从政治的意味上来认知和把握它,割断其与生长土壤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这种教育就必然会因缺少生命力而失败#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的渗入和一定程度的统合与延伸,是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两个系统有效统合并焕发生命力的重要路途。

    第三,文化的语言是一个文化人群对事物文化性理解和表达的工具,具有民族性、生动性、感染力和吸引力。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成果,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与概括,是引导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有利思想武器,无疑是精粹的理论、是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欧化表达形式和其经典作家所处时代背景与当代社会的差别,每每造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人人都在谈马克思主义,人人都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人并不多,读懂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掌握了其精髓并能运用于实践之中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克思主义理论表达范式的文化转换问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因而毛泽东思想便成了人们喜闻乐见且家喻户晓的思想资源,在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方面,其作用大为加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转换依然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不是翻译成了中文就是实现了转化,只有当其内容、其思想的精华用 “毛氏语言”表达出来之后,才会真正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才会有真正的大众化、

    时代化。

    二、文化回归是对思想品德教育实效性的反思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仅得到了高度重视,而且成为了一个系统改革过程的核心。从知识体系到实践活动,这种改革的力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平心而论,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也因此有所改观,广大学生受益良多。但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并未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几年内有明显提高”。反倒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惊5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正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高、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令人不解的现象:有的人说,他在大学受教育期间一辈子 ( 终身)难忘的是思想品德课,后来,他当上了大官而且有权有势,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广范围内影响群众、教育他人,本应成为楷模、典范,可是在台上的讲话还没落音、批评教育他人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却因贪污、腐败、通奸等罪名落下马来。他政治上不坚定吗?事业上不进取吗?大是大非上态度不鲜明吗? 那么光鲜的他为什么就轰然垮了,他们身上到底缺失了什么? 又如,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为什么总有

    “代考”等现象发生,那些“枪手”不都是正在大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人才吗,怎么会如此不管不顾地去干这些令人不堪的事情呢? 一些大学网站上,有那么一批“愤青”,他们一遇事,不管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就骂党、骂政府、骂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愤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何以如此愤怒? 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屡有发生,即便不是大学生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主流,也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须全部担负的责任,但是不能不引起思想品德教育系统的反思,而回归传统文化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副“良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群文化背离主义者,也是当代社会特别是西方文化思潮浸入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经济理性、市场理性等思想和行为模式下的产物。在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所培养出来的“清流”则与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具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往往是社会的良心,是重义轻利的主体,他们智商高,学富五车,但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去迎合、去表演。相反,他们往往会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奔走呼号,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鲁迅等无一不是如此。因为他们读圣贤书为的是取义成仁,他们血脉中流淌着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俯首甘为孺子牛”[7]、“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9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历史上也不乏贪官污吏,仔细探究,其中真正是受正规教育出身的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很小,至于高俅之类,那都是一些混混出身。因此,回到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品德教育拒斥利己主义者的有效途径。

    反观那些口谈道德而志在穿嵛的高官,之所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首先是因其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文化准则——“孝”,孝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人保全性命,好好地活着。活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须做的事,而且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事亲也好、尽忠也罢,或者目标更远大些“扬名后世”,都是从当下的活好开始的,不知如何“活好”、保全性命的人,在文化上都是不遵从家庭道德与准则、社会道德与准则的人,都是忤逆之人。其次是不知何为 “慎独”,传统文化强调“君子慎独”,是因为“人之视己如见肝肺然”1019,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慎独”是一种文化哲学观,是对“因果律”的文化表述,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干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都能够避人耳目,那就是欺骗,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后果就是反取其辱。因此,“慎独”是一种文化自觉,落实到个体身上,有益于身心健康、安身立命; 作为社会行为,有益于正风肃纪、纯洁社会。在大学思想品德教育中融入“孝”与“慎独”等因素,既能促进教育内容对主体的关切,又能使其在一定文化氛围中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三、回归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激活

    对于思想品德教育而言,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思想品德教育回归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掘和激活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在既定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和规格的前提下,丰富教育内容$提高教育实效、塑造文化品格的过程。

    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现代化进程中去传统倾向的强化,似乎传统文化离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创造物,似乎已成了庙堂之器,虽受人景仰却不为人所用。特别是那些具有较强精神意识性和理论性,且表达为传统文言形式的经典思想文化成果,虽然在潜意识层面还影响人们的思想言行,但人们对它的阅读理解和运用却远远不够,甚至是基本处于一种未开垦的状态。近年来,虽有国学的兴起,在社会上也或隐或现地涌动着一股复古思潮,但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并没有多少路径和方式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并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思想与生活。

    通观现行大学思想品德教育,在回归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大致可从如下几方面激活传统文化资源:

    第一、从教育目标上,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与培养“君子”结合起来,使之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建设者$接班人是指向社会和国家需要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考虑个体的需求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君子"则是主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传统文化的君子观,首先是“天、地、人”“三才”之一,其次是正义和正气的代表,然后是一切优秀品格的集成者、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正能量。诸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42“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兴比”1140、“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11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187等等均是这样一些意思的表述。因此,二者结合既可以融通“以社会为本”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又可以防止政治取向与道德取向的相互脱节,还可达到德能统一,从而极大限度地减少“有能无德的危险品”和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二,在教育内容上,可以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自强不息”、“忠孝廉耻”、“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要素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和精神气质,使之成为“活”的思想品德教育要素。五千年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其根就在于“自强不息”,这是民族之大德,也是时代不可或缺之德,有此德行,中国就能自立世界民族之林。自强不息就是遵道、审势、弘毅、勤勉、不屈不挠,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屡经劫难而不沉沦,才会朝着梦想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忠”即是敬事正直、尽心竭力,《说文》曰: “古以不懈于心为敬; 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 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12可见,忠的概念及其理论和行为体系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人的基石。“孝”则是一个由事亲的家庭伦理到事君的社会伦理的互构系统,这个系统把做人的一些基本道理和规则通过一种血亲关系社会化而确定下来了,具有很强的规范力和合理性。“廉”则是官德之要,廉生明、廉生公。公正廉明,才会有大道之行。“耻”即羞耻、耻辱之意,人无耻,则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必成祸之大端; 人知耻,则能“知耻而后勇”,以至奋发图强。“仁”可视为一种博大的“爱”,即“泛爱众”,与爱党爱国爱人民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义”与利相对,标示着做人的高度与品位,重义轻利者君子,重利轻义者小人。“礼”,社会的规则与法度,具有强伦理性,可把依法治国和法制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智者尽其谋,“智”即是韬略、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无一不需要智的运用。“信”者诚信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强调的是诚信对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守信是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能量,失信必是人与社会败坏的缘由。因此,在教育内容上把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结合进来必将产生积极效应。

    第三,在教育过程上,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04-5作为学生成长成材教育的一个完整过程来把握,从源头“治理”开始,逐步开展教育,做到遵循外部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相结合,人才选拔任用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让那些德行才能兼备、内外兼修俱佳的人得到重视、获得重用,使那些心术不正$德行不良的人失去晋升之阶。如此,传统文化的因素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就会大大活跃起来,并成为人们自觉吸纳和充分运用的资源。

    第四,在教育方法上,把“自省”、“慎独”和“践行”等要素结合进来。“自省”就是自我反思反省,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113,表明内省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自我修炼和提升的方法,按照孔子的说法,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1199。一个人如果能把内省的功夫做到了,其离圣贤也就不远了; “慎独”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性和主体精神,也就是,任何外在的教育要求都代替不了主体的自觉,慎独把无约束作为约束,把无要求作为要求,既是对人的最高要求也是对人的最高肯定,慎独方法的运用必是指向道德高地的建设; “践行”或者“行”,是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重要学习方法,孔子教育学生的四科“文、行、忠、信”,行即是其中之一,也就是他所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150,说明传统文化把行当成了学习的更重要的一方面,而且道德教育不仅是要让人有高尚的道德意识,更要求人们把这种意识转化为行动,做身体力行的“躬行君子”。所以,在教育方法上融入传统文化因素,必将有益于教育实效的提高。

    大学思想品德教育的文化回归是由问题到需要到可行的回归,是如今思想品德教育的 “大义”与“微言”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路径。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我们如果不去吸取其有益的养分,或者对其富有的资源视而不见,则说明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是不成熟、不完整、不合宜的; 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采纳和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我们的教育有促进、有提高作用的东西,那么,我们所走的就是一条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品德教育活动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M//邹志芳. 陆游诗词选: 插图版.北京: 中华书局,2009: 151.

    2]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33

    3]潜意识(unconscious) ,即无意识,正在进行的某种心理和行为对个体而言是意识不到的、毫无知觉的,是对正在进行的某种心理和行为属性的描述。亦称“下意识”,个体毫无知觉的某些事件却影响个体大脑信息加工过程的现象。参见: 林崇德,等.心理学大辞典[K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924

    4格式塔为德文的“Gestalt”音译,意为 “完形”. “形状”,其含义在于强调意识经验的完整性或完形性,如知觉中实际呈现的形( 形状、形体、形象、符号等) 。参见: 林崇德,等.心理学大辞典[K.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01

    5]钱理群.中国的大学正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DB/OL.凤凰视频.(2013-09-12) 2014-10-21.heep://v.ifeng.com/society/201309/01e127d6-210d-4a73-82c9-5b0e6a131487.shtml.

      [6]范仲淹.岳阳楼记[M//诸葛忆兵. 范仲淹传.北京: 中华书局,2012: 198

    7]鲁迅.自嘲[M//周振甫.鲁迅诗歌注: 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121

    8]诸葛亮.后出师表[M//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35-36

    9]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M//陈旭麓,蒋世弟.林则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1

      [10]佚名.大学[M//王国轩.大学·中庸.北京: 中华书局,2006

    11]孔子9 论语[M//杨伯峻.论语注释.北京: 中华书局,1980

    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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