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
刘志刚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讲师，长沙，410012）
【摘要】：近百年来，史学界对明清易代的解释基本上是在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互为主客这五类解释模式之中展开的。其中民族革命与王朝更替最为久远，二者之间也始终处于对抗的状态之中，而阶级革命与近代化解释则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依次兴起，虽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域，却都未掀起明清易代史研究的范式革命，相互吸纳与包容成为它们四者之间的主要关系。最新的明清易代生态-灾害史研究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力量，但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扬，且仍将与其他解释模式交相辉映，而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关键词】：时代感、包容度、明清易代、解释模式
1644年，崇祯自杀、“李闯”称孤、“满清”入关——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年依次上演。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裂”、“天下陆沉”，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心中的悲愤。对于汉族士人这群“治统”与“道统”的守护者来说，究竟何去何从，是自杀殉国，还是改事二姓；是救民于水火，还是做异族之奴才，成为他们必须做出的抉择，而“生为明臣，死为明鬼”的伦理纲常，与顺应“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则即成为他们各自抉择背后不同的合理性解释，但关外“满清”的兴起却使“华夷之防”的文化冲突凸显。就此，明清易代成为“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则与“华夷之防”的文化界限这两套同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对抗性话语相互竞争的场地。
迨至近代，当西方文明凭借其强大军事力量蛮横地闯入中华大地的时候，明清易代之际那份道德的紧张感再次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升腾起来，随即化为熊熊燃烧的民族革命的烈火，而有着强烈民族色彩的清朝政府则成为他们首先革命的对象。此时，闯入的西方列强也已不再是所谓的野蛮“夷狄”部落，而是有着高度文明的异族国家，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是武力上的无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落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当他们反思中国何以挨打，从何处开始落后的时候，明清之际这一历史时代也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论说的对象，也成为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各类话语体系争夺的焦点，其间有太多的头绪与纠葛亟待清理与展开，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对此做一尝试，以就教于大家。
一、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
在“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中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那份文化的痛楚渐趋消退。但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中华文明遭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相似的时代境遇，又让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心中再次敲响“夷夏之别”的警世长钟。明清之际这一“天下陆沉”的时代恰好成为他们革命精神的誓师地、祭奠地。孙中山、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无一不以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作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宣传革命正义性的历史资源。1894年，孙中山等人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宗旨。1903年农历3月19日，章炳麟等人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公开在崇祯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并且将南明永历朝廷的最终败亡视为中国的亡国之日[①]。之后，孙中山在解释同盟会纲领之一“民族主义”的时候，也直接指出：“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府，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②]。
而明清之际“满清”的屠杀政策则成为当时的革命派论证满汉关系“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的最好证据
